滨口桂一郎:走得太快的中国非正式雇佣问题

滨口桂一郎

2017年07月06日

今年5月20日至21日两天,笔者出席了日本明治大学举行的“第三届日中雇佣及劳资关系专题讨论会”,并就日本非正式雇佣的历史做了报告。来自日中两国的20多位研究者参加此次专题讨论会,进行了热烈活跃的讨论。然而,其间笔者却有一种很不相容的感觉。

在讨论会上,包括笔者在内,日本出席者把讨论的焦点对准了临时工、派遣劳动者等传统的非正式雇佣形态。日本出席者论述中国非正式雇佣问题的报告,也提到农民工户籍区别和战前以来承包劳务供应的“包工头”,让两国非正式雇佣问题有共通之处。中国出席者的报告则基本上关注共享经济、平台经济这一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新型非正式劳动问题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中对此问题的认识差异呢?

或许其中一个答案是,在数字技术就业新形态的发展上,中国已远远走在日本的前头。在日本,除了极少一部分地区,绝大部分地区尚未解除对优步(Uber)的禁令。反观中国,除了优步,中国自行创建的“滴滴出行”等,早已在私人出租车共享经济领域占据相当大的份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在讨论会上出现的日中差异,似乎是先进的中国对比落后的日本。

不过,正如日本出席者所指出的,农民工和包工头这种传统的非正式雇佣形态,在现代中国依然是深刻的问题,丝毫没有得到解决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中国缺乏像日本、欧美等发达国家维护权利的完善劳动法制,无法应对或解决整个集体劳资关系,在劳动政策上显露出极其落后的一面。

中国非正式雇佣情况远比日本先进、又极其落后,看似很矛盾,但在本质上其实是相通的。可以说,也正是由于法制和劳资关系未确立,中国传统的非正式雇佣情况依然广泛存在,新型的非正式劳动又无限制地迅速发展,这导致了矛盾的中国非正式雇佣情况。

过去,处于经济高增长时代的日本,曾经针对“正因为近代的东西尚未扎根,所以毫无抵抗地接受现代最先进的东西”这一命题进行过广泛的讨论。由前几代日本知识分子所阐述的这一观点,完全适用于描绘现在的中国。有这种感觉的恐怕不只笔者一人。

目前,围绕数字化新就业形态的讨论,在日本还相当不活跃,但在欧美各国和中国却相当盛行。笔者认为,在欧美和中国看似同样盛行的讨论,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。尤其在欧洲,如何把传统雇佣形态已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集体劳资关系的框架,扩大到数字化新就业形态上,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讨论主题。因此,笔者认为,今后确立社会保障制度和集体劳资关系,才是中国社会应该直面的真正课题。

作者是日本劳动政策研究及研修机构研究所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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